《主日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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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痛—北美华人教会英文事工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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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123RF

在婚礼上遇到Edward。他从小在我聚会的华人教会长大,过去也积极参与英文堂的事工,但这两年都没再看到他,因为他改去参加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教会。我问他,为何离开从小长大的华人教会?他说:「我有点累了。在华人教会,我一直被期待和教导要服事、服事、服事……从没有喘息的机会。」

几个月前,英文堂聚会时,我见到了Brian。Brian在这间教会长大,上大学后就没有再来聚会了。我问他为何离开?他耸耸肩:「觉得在教会有点压抑吧!太多规矩和限制了。」别人告诉我,Brian本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但上高中后与教会渐行渐远,后来干脆就不来了。Brian的父母都是教会的忠心同工,为此很伤心。

还有一次,和一位备受大家敬重的长辈聊天。他的儿子,美国出生,从小在华人教会长大,但中学开始变成问题学生。为了儿子,他和太太搬了很多次家,到处求助,希望能把孩子的生活带回正轨。

很不幸的是,在耗尽心力帮助孩子之际,他却还要面对教会弟兄姊妹的闲话,和暗地里的指指点点,指责他们未尽父母的责任,甚至说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好,怎配服事上帝。这十几年来,他们夫妇就这样带着伤痛和羞耻感生活和服事。


一、流失的信二代


这种事,在北美华人教会层出不穷。华人移民第二代的出走,英文事工的挣扎,几乎是每间北美华人教会的痛。这些出走的,有很高的比例,是在教会长大的信二代(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他们从小跟着父母到华人教会聚会,参加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英文事工……

美国教会近年开始关注信二代流失的问题,并有多个研究单位,深入探究这现象和背后的原因。根据Barna Group针对美国18-29岁青年人的研究,成长于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孩子中,59%年满15岁的人,告诉研究人员,他们离开过教会(注1)。

根据Gallop民意调查,16-17岁时参加过教会、现今在18-29岁的,有 40%不再参与教会(注2)。

如果我们把调查对象缩小到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那么从小在教会长大,成年后离开教会的比率,高达75%-90%(注3)。

其实早在1996年,Helen Lee就撰文描述北美亚裔教会第二代的出走潮,并把这现象称为「沉默的出埃及」(Silent Exodus,注4)。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伤心的父母,以及受伤的孩子。在华人教会第二代「沉默的出埃及」之背后,是许多华人父母「沉默的痛」。

针对北美信二代的高比例流失,研究者纷纷提出解释。Barna Group的资深研究员David Kinnaman,把矛头指向北美教会本身。他认为信二代出走有6个原因:教会对孩子的过度保护,肤浅的信仰教导,对科学的恐惧和反感,论断和压抑的信仰氛围,对别种信仰的排他性,以及没有留给年轻人怀疑的空间(注5)。

除了教会因素,第二代的流失也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学者Christian Smith 借用社会心理学家Jeffrey Arnett的洞见,指出18-29岁这个生命阶段本身,也充满变动,连带影响他们的教会生活。

在北美社会,随着普遍性的接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婚姻的延后、职场流动性的提高,和父母在经济上支持儿女的能力和意愿的提高,18-29岁年轻人的生活越发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也较难稳定地委身于教会生活(注6)。

北美华人教会除了要面对上述提到的种种内部和外部因素,还要面对文化和语言差异所带来的牧养困难。学者Matthew Todd为探究加拿大华人教会信二代离开的原因,系统地采访了流失的第二代、留下的第二代和教牧同工这3个族群。

这3种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教会的领导模式和组织架构是信二代出走的重要原因。华人教会太过强调华人文化,也是信二代出走的主因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离开的和留下来的第二代皆认为,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教会无法满足年轻人生命转换阶段的需要。对此,教牧同工却鲜少认同(注7)。


二、五种建造模式


对于北美华人教会第二代流失的问题,专家、学者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欲以5种模式解决问题:家庭祭坛模式、文化身份模式、风格更新模式、组织变革模式、跨文化宣教模式。


1. 家庭祭坛模式


提倡家庭祭坛模式的人认为,信二代流失的症结,在于其父母亲没有积极地参与孩子的信仰塑造,把责任丢给了教会英文事工的牧师和辅导。

近年北美有许多研究指出,父母在孩子的信仰发展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孩子的信仰塑造有极大的影响力(注8)。因此,这些人认为,最需要为牧养信二代负责的是父母,而不是教会的牧养同工。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对父母亲的牧养和训练,帮助父母亲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力。教会要与父母亲一起探索:父母亲当如何牧养自己的孩子。

2. 文化身份模式


从文化身份模式着手的人则认为,北美华人教会无法留下所有的信二代,仅能吸引那些认同自己拥有华人身份的信二代(注9)

文化身份模式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第二代都留下。应接受现实,好好与认同自身华人身份的ABC(美国出生的华裔)合作,以华人的身份认同为北美各华人教会群的最主要认同,发展教会牧养事工。


3. 风格更新模式


风格更新模式的拥护者认为,第二代的流失,主要是因为教会古板、守旧的聚会风格。若要吸引ABC信二代留下,需要学习ABC习惯的文化风格,以他们喜欢的风格来聚会,包括调整敬拜的乐风、讲道的风格、使用的乐器、场地的装潢……(注10)


4. 组织变革模式


支持组织变革模式的人认为,问题的症结出在第一代不愿下放权力,也不尊重第二代的主体性。教会若要留住第二代,需重新调整教会的组织结构。第一代要授予第二代更多的权力,授予他们真正的权力和责任。

这一模式的支持者,以华裔第二代牧者和学者为主。他们多以堂会生命周期的概念为框架,强调移民教会最终需要调整组织,让第二代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他们甚至支持第二代到外植堂,成立以英文为主的新堂会(注11)。


5. 跨文化宣教模式


建议跨文化宣教模式的人认为,北美华人教会信二代流失的主要症结,在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文化差异。若想克服,需要第一代抱持着跨文化宣教的精神,尊重、学习、接纳第二代的文化,并学习以第二代的文化来牧养他们(注12)。

提倡这一模式的人,以第一代的教牧同工为主。


三、为谁而做?为何而做?


上述的5个模式,提出了5种诊断和解决策略。这5种模式各有其价值,也各有成功的案例。然而我认为,这5种模式都没有揭示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出自北美华人教会对成功的理解,以及所追求的目标。

北美华人教会常常认为,第二代 ABC留在自己教会聚会的人数和比例够大,就是成功。这是以留住信二代为目标,为英文事工成功的定义(注13)。我认为,这种内向性的事工目标,本身就有问题。第二代愿意留下是健康英文事工的自然结果,但不应成为英文事工的终极目标,不能主导教牧团队的思维。

这种对成功的定义,这种目标设定,导致许多北美华人教会在不知不觉间,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宏大使命,变为努力把孩子留在自己的信仰文化聚落内(聚落,即聚集之处。编注)。我们不再举目看万民,而是低头专注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再强调去,而是努力把人留下来;我们不再聚焦于带领人作主门徒,而是希望把下一代能继承第一代移民辛苦建立的教会,留在这个教堂建筑内。

社会学家杨凤岗观察到,在北美华人教会各样努力建立英文事工的背后,第一代教会领袖真正在意的,是如何保持教会内的统一,并竭力维持体制上的合一(注14)。在我前面提到的5种模式中,有高比例的第二代的教牧同工呼吁“组织变革”。这凸显第一代和第二代教牧同工的不同关注点。

然而,笔者看到,若只单纯地从权力和组织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之道,没有面对背后的真正问题,恐怕是缘木求鱼。

此外,这5种模式似乎暗示,这些问题都是移民教会特有的,忽略了即便在非移民教会中,信二代的流失率也是很高。这意味着,信二代的流失不全是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5种建立英文事工的模式,都指出了当代北美华人教会所面临的部分问题,并提供了相当的解决之道。然而若缺乏健全的教会论和对当代文化的理解,这5种方案就像在不断修理一部老旧的车子,也许可以暂时解决表面上的问题,但若不做彻底的更新,维持这部老车的成本会不断加高,最终还不如换一部新车。

北美华人教会在面对未来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我们(教会)是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和时代?有哪些旧有思维和做法需要更新,即,上帝的福音如何挑战、新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需要首先探索这些问题!

注:

1. David Kinnaman, You Lost M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11), 23.

2. George Gallup Jr., “The Religiosity Cycle,” The Gallup Poll, June 4, 2002; Frank Newport, “A Look at Religious Switching in America Today,” The Gallup Poll, June 23, 2006.

3. 根据 Esther Liu收集的统计资料,在北美华人教会中长大的孩子,始终有80%-90%的流失率。参见“Cultural Tensions with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and Churches,”Fullness in Christ Fellowship, http://www.ficfellowship.org/cultural-tensions-e.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6)。

Ken Fong 则认为,华裔第二代信徒的流失率在 75%。参见 Ken Fong, “Rejuvenating Sick Bodies,” in Pursuing The Pearl (Valley Forge, PA: Judson Press, 1999), 175。

4. Helen Lee, “Silent Exodus: Can the East Asian Church in America Reverse the Flight of Its Next Gener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40, no. 12, August 12, 1996, 50–53.

5. Kinnaman, You Lost Me, 92-93.

6. 请参见 Christian Smith and Patricia Snell, Souls in Transition –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Emerging Adul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 Matthew Richard Sheldon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15), 112.

8. 参见Kara Powell and Chap Clark,《甩不掉的信仰》(El Monte, CA: 台福传播中心,2013)、 李道宏,《为主赢回的第二代》(Houston, TX: 美国福音证主协会,2008);李道宏,《牧养爱主的第二代》(Houston, TX: 美国福音证主协会,2006)。

9.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9-70.

10. Ken Carlson, Effective English Ministry: R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 Ethnic Immigrant Churches, Kindle Edition, Kindle Locations 1657-1658.

11.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13.

12. 可参考周传初《下一代——参与青少年事工的心路历程》,《举目》21,March 2006:18-21。

13.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17.

14. Fenggang Yang, “Tenacious Unity in a Contentious Community: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ynamics 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Gatherings in Diaspora: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edited by R. Stephen Warner and Judith G. Wittn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7-352. See also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16.

从笔者自身的观察,这是多数第一代教牧同工的倾向,但也有例外。

本文与《举目杂志》、《海外校园》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