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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暴力下失序的人性―《邪恶》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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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Ondskan,英文片名Evil),沉重的片名,却是让观众产生无限想像的片名。

 抱持着恐惧的心理进入戏院观赏影片,或许在离开的时候,会对耸动的影片名称感到过份沉重;然而,若经过时间的沉殿,将不难惊见影片中所蕴涵巨大的邪恶力量,竟是以如此不可思议的节奏,缓缓地从观众心中流溢而出的。

 电影是根据瑞典名新闻记者、畅销小说家杨库卢(Jan Guillou)的同名自传小说所改编。原着小说在斯堪地半岛地区的销售量即超过惊人的两百万本,电影上映后更是在北欧引发了庞大的观影热潮,单是瑞典的观影人次就突破了百万人纪录。

 《邪恶》可说是瑞典近年最重要的电影,不但获得了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它更在瑞典夺下了「瑞典奥斯卡」金昆虫奖的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

逞凶斗狠的人际关系

 从影片叙事的剧情脉络来看,本片是叙述16岁的男主角伊利庞帝,在继父的严厉管教下长大,形塑出他「以暴制暴」的行为取向。当他因暴力事件被学校开除后,母亲筹钱将他送到一个管教严格的贵族学校就读,希望他能自此改过向上,故事精彩的地方就从这个美丽的校园展开。

 这间学校却与伊利渴望向上成长的梦想相悖离,其间充满的尽是逞凶斗狠的人际张力。所幸身处这股「学长凌虐学弟」的恶劣传统中,他结识了个性迥异,却彼此珍惜的患难至交;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拥有了人生的初恋。

 全片的叙事脉络相当清晰,是一部易于阅读、容易亲近的作品,对于同侪群体间微妙的关系掌握得恰如其分。

 从影片叙事的主题精神来看,导演麦克哈夫斯强藉由大量的「反差」手法,将邪恶的主题精神巧妙地展现出来。

大量反差手法

 首先,在温馨的用餐时刻出现突如其来的巴掌,为全片的反差叙事策略,埋下第一个显着的伏笔;紧接着当父亲在房间内对伊利暴力虐待时,门外无助的母亲只能颤抖地坐在钢琴前,藉由卖力弹奏优美的钢琴作品,来消解掉她内心的惶恐与自责。

 影片一路下去,更将这个反差具体呈现在一系列的校园暴力场景中,不论是风景优美的田园风情,还是着重绅士礼仪的校园餐厅,甚至是旋律优美的古典乐章,都成了导演用来诠释「邪恶」的最佳道具语言。

 基本上影片对于「邪恶」有着独特的诠释角度,真正的邪恶并非是一种有形的暴力行动,或是任何一种暴力的语言恫吓,邪恶乃是根源于一种「割裂」的状态。

 早在伊利被校长退学的一场戏中,「优异的学科成绩」与「低劣的操行成绩」成为校长评鉴为「邪恶」的基础,也为全剧的「邪恶」精神给出最显着的定义。对导演而言,邪恶正是源自于一种无法一致的荒谬。当然这样的荒谬不仅发生在男主角的身上,也发生在剧中隐藏性的角色当中。

 首先是犹太裔的历史课教师。在课堂上这名隐藏犹太裔身分的教师,对种族类型进行一种最粗糙的外型分类,为了高抬具有住民优势的日耳曼民族,他鄙视地消遣了外型相对不突出的斯拉夫民族。

荒谬的阶级暴力

 这种低劣的人种类型学所表徵的,不仅仅是外貌上主观的评价曲扭,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斗争历史,更有着深刻的反讽与批判意涵。特别是从一个受到人种歧视,与遭受屠杀经验的犹太人口中说出,简直是一种极度割裂的邪恶状态。作为一个遭受种族灭绝经验的受害者,一跃而成为另一次否定种族的施暴者,还有什么比这更邪恶呢?

 此外,在正襟危坐的学校餐厅中,潜藏在道貌岸然的餐桌礼仪背后的是,人性中阶级意识的卑劣戏耍。这股极度荒谬的校园尊卑意识,没来由地被学弟们不断地传承下来。事实上,这种荒谬的戏耍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群体中,皆不断重覆着这种无调、可笑的悲歌。

 随着电影的阅读不断前行,观众的心或许被主角遭受的待遇牵引,因而感到忿忿不平;但是,回首我们自身许多成长的历程,不也可见这种荒谬的阶级暴力,随处不在地戏耍着另一个弱势的对象吗?

脱去规范的卑劣人性

 一个封闭几近失序的校园,由青少年们自行决定着荒谬的曲调,这个曲调之所以打动瑞典的观众,也震撼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影者,是因为其中所触及的人性议题过份真实吧。威廉•高登也在他闻名的小说《苍蝇王》中,对人性中血腥的暴力节奏做过深度的剖析。

 举凡勾动心弦的重量作品,莫不是对人性底层中失序的割裂状态,做出细腻而生动的描述。在原本应当是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却看见去掉外在社会规范后卑劣的人性,同样的在杨库卢的作品《邪恶》中,在应该是不断成长的校园生活,却显露逾越校规藩篱后卑劣的人性。

 杨库卢的《邪恶》与高登的《苍蝇王》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人物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荒谬反差,更在故事结尾的异曲同工。高登用大人藉以拯救小孩,却终将航向战争的军舰作为嘲讽「拯救」的记号;杨库卢也藉由先前包庇主角罪行的律师,在校长面前上演扭转危机的威胁剧码,讽刺大人世界中错谬的扭曲关系。

恶念的根源在己

 当然全片的高峰要算是历经学长恶意陷害,面对挚友休学、女友离别的主角伊利,在观众担心即将失控的边缘时刻,拿着粗大的木棍在林间等候邪恶学长的关键戏码。藉着伊利成功压制内心的暴力欲望,反照出策动一连串恶意攻击的学长心中的丑陋。

 当伊利质问学长为何如此待他时,学长的回答荒谬地令人发噱:「谁叫你不顺服,让我很难受。」没来由的恶意要求,竟然期望别人照单全收地降服,不但显露出人性恶劣的态度,更看见恶念的根源并不在于自我之外的他人,而是人性深处的底层欲念,一种与对方不可爱完全无关的内心恶念。

 最终,伊利在结束对峙时,克制住一切内在报复的冲动,向对方做出一个震撼的宣告:「我和你是不同的人!」成为挣脱邪恶枷锁的呐喊。

 正是这句话宣告了主角成功地转变,也正是这句话颠覆了作品应有的张力。从叙事脉络的发展来看,这句话并没有为伊利戏剧性的改变,提供令人信服的动力来源。而从基督教信仰对于生命更新的基本前设来看,伊利的改变更是缺乏一种本质性的力量来源,毕竟「自我提升」并不能为生命更新带来真正的保证,而是需要自我之外的救赎他力。

内心世界的撕裂

 保罗在圣经罗马书中明确地指出:「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21-23节)

 就人存在的真实状态而言,人是无法倚靠自己内在的力量来克服罪的驱动力,因为内心世界恶的驱动力远非意志所能够控制。故此,自我之外的救赎力量才能够提供生命更新的保证。

 保罗紧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七章25节)

 保罗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基督救赎的力量,另一方面向我们启示了一种真实存在的割裂状态,就是我们无法成为上帝原先创造的尊贵身份,乃由于我们内心世界撕裂的力量;而这正是全片对邪恶定义的来源。

 综观《邪恶》全片,因为有着基督信仰式、对存在割裂状态的核心关注,所以对人性所进行的勾勒相当深刻,不仅将邪恶存在于割裂的现象精准地诠释出来,更触动观影者对生命晦暗的体察;但是尝试走出基督教的外力救赎观,所造成叙事动力的失落,是全片较为可惜之处。(作者就读于东南亚神学院)

《邪恶》(Ondskan)
导演:麦克哈夫斯强(Mikael Hafstrom)
原着:杨库卢(Jan Guiliou)
演员:安卓威尔森(Andreas Wilson)、格斯特史柯斯嘉(Gustaf Skarsgard)、汉瑞克朗德斯(Henrik Lundstrom)、琳达绮兰宝(Linda Gyllenberg)

得奖纪录:2004年瑞典奥斯卡最佳影片、欧洲电影奖费比西奖、7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