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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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四月天與一個前共產國家人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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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的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這樣描述過聖彼得堡:

「聖彼得堡在許多小說、詩歌和傳奇中都擔任了一角,以至於不太像是一個真正的城市,反倒比較像創造出來的;而拜普希金、果戈理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才華所賜,有時他們的主人翁對我們而言,反倒比我們剛剛在街上錯身而過的人還來得真實。」(《帝國:俄羅斯五十年》p.311)

對我而言,在聖彼得堡的五天四夜,女主人 Elena 無疑是這個城市最真實的代表人物。

Elena 喜歡旅行,卻出生於旅行不被允許的前蘇聯時期。年輕時從鄉村來到聖彼得堡求學,至此愛上這個美麗的城市。Elena 的好客,實際展現在她對聖彼得堡的熟悉。無論是冬宮博物館內的藝術品,座落大街小巷各種建築形式,市中心內重要教堂歷史的來龍去脈,每一座她叫得出來的建築名稱,每一條街道背後的故事,都能被她挖掘出來,用帶著濃厚俄羅斯腔的英語,不厭其煩講述給我們聽。在那寒冷的四月天,隨著 Elena 的快步,每隔幾條街就會冒出一間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租過的房子,也因著她專業級地陪的引導,我們走入了這城市的信仰之地。

東正教教堂內的信仰

(東正教教堂,迷走攝)


教堂是聖彼得堡重要的信仰文化與建築指標。初抵聖彼得堡的那個下午,住處附近正好就有一間典型的東正教教堂。Elena 示意我們將外套帽子戴上後領我們入內,一走進,頓時被映入眼簾的場景給震懾住。會堂內不算大的空間,在週末接近下班,可以去放鬆甚至狂歡的時刻,擠得滿滿是人。身材矮小的我,在眾多高大的人群裡,只看得到前方人頭錯落有致,無法見到最前方神父,正如何舉行崇拜儀式。

問 Elena 怎麼連一張座椅也沒有,才知道原來東正教的禮拜是不能坐的,只能站著或跪著。習慣了基督新教可以舒服坐著「享受」禮拜,不免疑惑這樣長時間的崇拜怎能消受,但望向身旁的俄羅斯人,看到他們以專注的眼神,敬虔的身姿,透過一室耀眼輝煌的聖像與光亮的燭火,祈禱、默想、仰望三位一體的上帝,那一刻,滿室都感受得到東正教崇拜承襲傳統而來的濃厚氛圍:莊重、順服、敬畏,以此企圖更接近他們心中那位永恆卻又神祕遙遠的上帝。

聖以撒大教堂內的無神信仰
(聖以撒大教堂,雨漣攝)


另一間造訪的教堂,是著名的聖以撒大教堂(Saint Isaac's Cathedral)。聖以撒教堂是聖彼得堡最大的教堂,有著和羅馬萬神殿相當的圓拱形穹頂。十九世紀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希望聖彼得堡市能擁有一座能與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抗衡的大教堂,便下令建造這座教堂。歷經四十年,這座教堂終於立在聖彼得堡市區最顯眼的位置,象徵沙皇無上的王權與俄羅斯帝國的永恆不朽。 聖以撒教堂是 Elena 堅持帶我們進去的,對她而言這是這座城市的驕傲,若沒讓我們親眼目睹,是她這位東道主不容允許的疏失。但對當時的我們而言,踏進這座教堂更多的原因是為了躲避四月天幾乎逼瘋人的刺骨寒風。

走入偌大的教堂,清一色的觀光客顯得渺小。教堂內部的石牆和門柱,不乏華美的繪畫藝術,許多聖經故事一目了然。角落的燭光,提供入內的觀光客在此默想與祈禱。然而。我沒有感受到進入東正教教堂內相同莊嚴的神聖感,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歷史在此褪色的寂寥感。

(聖以撒大教堂內的藝術,迷走攝)


Elena 要我們看一個不起眼的佈告海報,我才明白那強烈的寂寥感確實其來有自。那是一張公告無神論者聚會內容的海報,詳細記下無神論者曾經在此聚集並公開演講的軌跡。蘇聯時期,很多教堂曾被棄置或蓄意毀壞,被保留下來的多半在政治上有特殊原因,聖以撒教堂成為倖存的教堂之一,因為它被指定為重要的無神論博物館。我們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 Elena,但她的平靜一如這只是像這座教堂如何被建造起來的故事當中的一部分,無需驚訝以待。
旅程結束後再讀卡普欽斯基,一段文字正好精確描述了我在聖以撒大教堂內經歷的驚詫感。

「矛盾的是,被維護的最好的東正教教堂,都是被布爾什維克黨員將之改變成反宗教抗爭中心的那些,……外國人在參觀這樣的一間博物館後,有時候會表達驚訝和憤慨,一個用來崇敬上帝的神聖地方,竟然被改成對抗上帝的總部。可是他們那樣感覺就錯了!……某座教堂在對抗上帝上被指派了一個角色,換言之,就是被改成無神論博物館,之後那裏就會雇用地方顯貴的妻子,那麼他們會為了自己的溫暖而照料它,窗框裝上玻璃,門會關好,小暖爐會點燃,裡面也相當乾淨,牆壁時常粉刷,地板偶爾也會有人打掃。而那些沒有得到對抗上帝安排的教堂命運則完全不同。」 (《帝國:俄羅斯五十年》p.189-190)

觀看與看見

第一次踏上俄羅斯的土地,我觀看了聖彼得堡的教堂,但不只是看到有形的教堂,還看見了存在教堂背後許多無形的力量與意義。它們矗立座落市區,是特殊的城市地景,更是一道歷史軌跡,見證著這個國家向來交織並存的榮耀與荒謬,以及置身其中人民的信仰狀態。在聖以撒大教堂,我觀看古典建築的富麗堂皇,更看見共產時期反抗上帝的瘋狂勢力;在東正教教堂,我觀看聖像聖物的華美繁複,卻也看見脫離共產主義後,俄羅斯人民對上帝的渴望至今沒有止息。

出於好奇,在聖以撒教堂內,我問了年輕時曾熱心致力於馬列思想改革社會的 Elena,如何看待共產主義替俄羅斯帶來的這場歷史性浩劫。Elena 坦承她沒有答案。她說,馬列主義如眾多歷史性的革命,初衷無非希望建造一個沒有階級更加平等的社會,但亦如許多革命,握有權位的獨裁者濫用權柄,將自身的利益看得過於人民的福祉,再好的制度或社會終將因著人的罪惡跟著變質,違背最初改革的理想。

共產主義瓦解多年,如今俄羅斯社會顯著自由開放,但犯罪率及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她憶起童年雖然貧窮,人們總是互相幫助,日子雖苦,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濃厚且自然的。她感慨她的祖父歷經多次大戰存活下來,好不容易可以在一個看似安定的環境中,開始新的生活,卻在一場意外,被小偷行刺而過世。

即便 Elena 曾參與共產主義推動無神論思想,但她同時醉心於這座城市的教堂,推崇教堂內傳達聖經故事的各樣藝術,並以此為傲。凡此種種,我感受得到這位可愛陌生人的心靈,其實渴望一種真實的終極超越,超越歷史的苦難,超越國家的動盪,超越人間的錯誤。

楊腓力在第一次踏上俄羅斯的土地後這樣寫到: 「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見過像這些俄國人那樣,對上帝如飢似渴的追求。」(《克林姆林宮的鐘聲》p.161)在寒冷四月天與一個前共產國家人民相遇,我也體會到這句話的真實,即使是看似離上帝最遙遠的地方,也渴望在動盪不安的歷史變遷中,回歸信仰的安定力量。

(街角一隅遠眺聖以撒大教堂,迷走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