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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負台灣族群想像的十架─評《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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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社會的敏感的禁忌議題,從過往隱性的壓抑禁忌,到今日顯性的操弄禁忌,台灣社會似乎無法擺脫族群問題這個宿命的緊箍咒。因此,究竟應當如何妥善處理族群問題,成為台灣社會一個極為重要的公共議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王甫昌博士,在新著《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中針對族群議題提出簡要卻深入的分析。該書以王博士的授課講義與專題演講稿為主體,讀者群設定為大學新生程度,因此並非一本艱深龐雜的社會學讀本,對於完全沒有社會學背景的讀者而言,並沒有學術語言上的閱讀障礙,在剖析台灣族群構成的脈絡上娓娓道來,為一思路嚴謹、立論中肯之作。  

族群想像是一種歷史詮釋
   全書嘗試探究「族群」作為一種人群分類的特色為何,以及「族群想像」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社會凝聚力量。並且藉由族群想像的理論基礎,來檢視台灣社會過去五十年「四大族群」的區分歷程。

 基本上,作者延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 Anderson)對於民族主義所構思出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對台灣的族群認同歷程進行分析。

 首先,作者指出族群團體是一種「想像」(imagination)的結果,並且是極為近代才產生的概念。這個族群想像的概念之所以會產生,是沿著人類歷史對待他人的歷程而前進,從最早期的「種族主義」(racist),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t),最後則是「族群」(ethnic groups)。

 深究以族群作為對待他人概念的形成過程,可以辨明其中重要的關鍵,乃是由於弱勢族群的生存或生活,受到強勢族群的壓迫或壓抑,因此訴諸群體共同的歷史淵源、血統淵源、文化淵源。

 基本上,這些因著弱勢內聚的生存需求而訴諸的理據,均為後設性質的,也就是一種因為今日當代實際的生存需求,而產生對昨日歷史的主觀詮釋。當這個歷史詮釋因著某種實際的生存需求被論述出來之後,他的內聚力量足以讓眾多素未謀面的人群經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感,甚至因此形成一道人際間隔絕的高牆。

台灣政治需要開放性的族群想像


 就政治與社會的實況而言,王博士嘗試將族群問題從「詮釋的歷史性」轉移到「實用的想像性」,是一個富有洞見的思考策略。一方面呈現出族群議題在政治語言中所遭受的後設詮釋現象,另方面也陳明族群議題背後蘊涵強大的實用取向。

 這兩個思考的向度,不僅消解了「族群」一詞所虛張的神聖性,以及作為政治圖騰不可侵犯的絕對性,同時也幫助讀者超越充滿預設可能的歷史詮釋,重新以更為務實的角度省思台灣的族群問題。以此觀點檢視當前台灣政治的族群論述,更凸顯出其背後的荒謬與蒼白。

 如果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檢視當前政壇藍綠氾濫的族群意識,基本上多處於一種格局偏狹的思維框架中,而沒有將台灣整體的需求作為一個共約的前提來構思更大的族群概念。

 對藍綠政黨而言,封閉性的族群理解幾乎被放置在選舉策略的脈絡中來論述,而這為了取得政權的合法性而訴諸的族群概念,幾乎不可避免地從悲情的生存危機中出發,進而使得族群議題淪為政治語言的武器。

 放眼台灣極富張力的政治生態中,哪一個政黨能夠在族群議題的論述時機上遠離選票,並且致力建構出一組具有開放性內涵的族群論述,哪一個政黨便跳脫出從歷史尋找合法性的窠臼,而真正具備引導台灣朝向實質利益的寬廣視野。 

台灣教會需要終末性的族群想像

 就神學與教會的實況而言,族群的分裂肇始於企求人類豐功偉業的巴別塔事件。

 當人類生活的目的僅止於滿足某些宏大的族群目標,不論是建造有形的巴別塔,亦或是無形的族群意識,而不再關注上帝眼中每一個獨特的受造個體,那麼人類生存的價值便淪為徹底的工具性,不僅與上帝所創造的形象割裂,也與自己的存在實況割裂,這便落入一種非人的「異化」危機中。意即,無法從生命受造的獨特性來檢視我們自己,反而使自己依附於外在的同一性概念。

 此外,當「族群」成了一組訴諸歷史的概念,以作為族群間鬥爭的工具語言時,「族群」意識所形塑出來的安全感,反而成為一種對豐盛生命可能性的轄制。如果族群可以理解為一個歷史敘事的想像共同體,那麼信仰作為神聖敘事的想像共同體,更應當在族群議題的思考中貢獻出創造性轉化的力量。

 從台灣教會的實況而言,如果無法擺脫以語言、教派作為族群認同的判準,那麼台灣教會儘管將「哭求合一」唱破喉嚨,仍只是向著自己封閉性族群的安全感自言自語罷了。

 此外,台灣教會如果不能跳脫出向後觀望的歷史視野,進而採取從未來的上帝國看回當下的話,那麼台灣教會離「獅子與綿羊同臥」的終末史觀仍有著深廣的鴻溝。

 換言之,台灣教會需要學習將「從當下向歷史進行後設敘事」的政治詮釋,轉向「從未來向當下進行後設敘事」的神學詮釋﹔意即是將解釋歷史的出發點從現在移到未來。也就是說,當我們從今天看往昨天時,昨天如已過的封閉世界﹔但是當我們從明天望向昨天時,因為加入了更新的可能性,歷史便從封閉的解釋轉向開放的探尋。

 如果,當我們嘗試從上帝國的終末彼岸轉身回頭來看待我們的當下,甚至以邁向終末為前提重新詮釋過往的歷史。那麼,歷史當中所充滿的便不再只是充滿對立與傷害的封閉事件,而是一段可以支取恩典與醫治的開放性歷程。

台灣基督徒需要揹負族群的十架

 陳水扁總統在選前應承中研院長李遠哲,願意在選後積極進行《族群平等委員會》的運作,致力達致族群間張力的消弭。

 然而,從政治手段進行族群融合的努力,就整體成功的機率而言幾乎是微乎其微,其最大限度的成功或許僅止於立法的層面,從立法保障族群的工作權、尊嚴等入手,但即便是深受多元族群困擾,甚至飽受黑白種族對立的美國,儘管制定嚴格保障種族平等的法案,但至今也是持續身處一個充滿對立與歧視的實況中。

 在此,我們便再一次見證從終末的角度詮釋族群問題的必須性。因為,族群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分類活動,儘管是近代才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闡述,但卻是遠古巴別咒詛後的生存宿命。

 我們或許在有形的歷史時空中,永遠無法徹底地消弭弱/強族群間的鬥爭循環,但我們卻是從永恆的彼岸,受召來陪伴台灣族群對立的受苦者﹔因此,我們便不再有任何此岸的理由製造族群間的對立。

 如果受難的基督死於法利賽與祭司族群的操弄,如果受難的基督致力打破法利賽/稅吏,猶太男性/撒瑪利亞女性間的族群分類,那麼我們除了消極地不能再製造任何族群的歧視意識,更應積極地為台灣的族群問題揹負我們的十字架﹗揹負我們帶有復活盼望的族群十架。

 基督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十六章24節)。(作者就讀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博士班)